《陇上春归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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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宁元年(崇祯十二年,1639年)那场雪,下在春正月。
延安城四门贴了新元告示,朱红纸,黑墨字,盖着集议厅的篆印。城东卖汤饼的老赵不识字,让旁边布铺伙计念给他听,听完点了点头,说“昭宁就昭宁,只要粮价别涨”。那年粮价没涨,可延绥的商税和田赋加起来,比前一年多了三成。新税制才推了半年,周慎行拿着账册从钱谷账房一路走到沈知微签押房,把册子摊在案上,手指点着数字,一个字一个字地说:“姑娘,这套法子,活了。”
这套法子说白了就两条:商税为主,田赋为辅。工坊商行按实际盈利分级课税,赚得多的多缴,赚得少的少缴;田赋依着甘薯、粟麦的实际收成逐年核定,丰年多缴,歉年少缴。从前那套按田亩丁口摊派的旧法,大户瞒报田产丁口,小户被压得喘不过气,商税几乎收不上来。改过之后,地亩上的负担轻了,经商的没法再躲。稽核司从义塾算学班抽了三十个学生,练了半年账,分派到两镇各坊查账。查一户,算一户,慢慢来。到昭宁三年(崇祯十四年,1641年),延绥、宁夏的岁入翻了一倍有余,粮仓堆满,义塾从原来的七处扩到了十五处。
税制改完那年秋天,巴图带着六十匹骆驼从喀什噶尔回来,在集议厅那张长桌上摊开一张羊皮舆图,手指在上面一个一个地点:喀什、叶尔羌、阿克苏、库车、吐鲁番、哈密。每处他都去过,每处都有互市点。集议厅为这事吵了半个月。有人主张设宣慰司,有人主张设都护府,也有人干脆说别往西走了。最后定下来的法子,是沈知微拍的板——设都督府,仿着早年西洋商人在南洋诸岛设的商站法子,不派官,不驻重兵,只在哈密、吐鲁番、阿克苏、喀什各设一处都督府,各驻火铳兵三百,只管商路安全和互市秩序,不干预部族内政。都督府的开销从商税里划拨,设都督一名、副都督一名,由集议厅推举,主政者核准,任期三年,不得连任。
商路一通,茶叶、丝绸、铁器从东边运过来,西域的玉石、马匹、药材往东边走,沿途驿站、水井、客栈跟着起来。不过三年,喀什噶尔那边连撒马尔罕、布哈拉的商人都跑来交易。昭宁五年(崇祯十六年,1643年),第一支从延绥出发的商队越过葱岭,抵达了波斯边境。沈知微把这套法子叫“商路即疆土”。不驻兵,不设县,可商路所过之处,延绥的布、茶、铁器、账册、算盘、义塾课本,一样一样渗进去。当地部族头人渐渐发现,跟延绥做生意比跟谁都划算,互市点的公秤公平,商队走的时候还留下几个教习,教当地孩子识字算账。这般过了七八年,青海一带的部族,竟有主动请求“纳贡归附”的。
乌斯藏那边,路子走得更巧。昭宁五年(崇祯十六年,1643年)开春,几位从乌斯藏来的僧人到了延安。他们在圣城住了半个月,看了朝觐之所里蒙古牧民和汉人百姓一起听萨满念诵长生天的模样,看了集议厅里部族头人和商号掌柜坐在一张桌上议事的情景。临走时,领头的僧人找到江鸿轩,说想见圣女。沈知微在圣城大殿外见了他们。那日天气很好,檐角铜铃被风吹得轻响。僧人向她行了个礼,说:“我们在乌斯藏听闻延绥有位圣女,庇佑之地富庶安宁,百姓不分汉蒙回藏皆得安生。此番东来,是受了几座大寺托付,想问圣女,乌斯藏的百姓能不能也纳入圣女的庇佑。”
沈知微没立刻答应。她留那几位僧人在圣城住了七天,白天带他们去看织坊、义塾、互市点,晚上让他们坐在大殿外听蒙古萨满念诵长生天。第七天晚上,领头的僧人坐在石阶上,听着听着,忽然对身旁的江鸿轩说了一句:“长生天,与佛祖,原不是两样。都是教人向善、教人安生。”江鸿轩把这话转述给沈知微时,她正在签押房看都督府年报。她放下册子,想了想,说:“告诉乌斯藏那边,延绥不派兵,不派官,不设都督府。但可以派教习去乌斯藏几座大寺,把长生天祷词和藏传经文合在一处,译成藏文,让愿意学的僧人和百姓都学。互市点可以设到青海,乌斯藏的皮货、药材、氆氇走延绥商路卖到西域,市价公道。”
接下来几年,派去乌斯藏的教习,既是通译,也是商行掌柜,还兼着给当地百姓看病、教算账的差事。藏传佛教与长生天在那片高原上慢慢合在了一处,寺里僧人念经时会念诵几句长生天祷词,草原牧民朝拜时也会往寺里添几盏酥油灯。昭宁九年(崇祯二十年,1647年),乌斯藏几座大寺联合派了使者到延安,请求在拉萨设一处“议事厅”,由各寺僧人、部族头人、延绥商行掌柜共同议事,管互市、管驿道、管蒙学。沈知微批了,但加了一条:议事厅的章程,由乌斯藏那边自己拟,延绥只派一名通译列席,不投票,不裁断。乌斯藏的议事厅后来议出来的章程,确实跟延绥不一样——寺里的僧人占了一半席位,部族头人占三成,剩下的才是商行掌柜和教习。议事厅管的事也跟延绥不同,除了互市和驿道,还管着寺产、牧场、水源分配。沈知微收到那份章程时,看了很久,最后批了两个字:可行。
可延绥这边,自己的日子却不是没有麻烦。
麻烦出在昭宁十年(崇祯二十一年,1648年)。延绥、宁夏两镇的工坊主和大地主,为着地,闹起来了。工坊主要地扩场子,大地主攥着地不肯放。两边在集议厅里吵了三回,从河滩地吵到田赋旧册,从田赋吵到税制,从税制吵到新政旧制。工坊主说大地主占着地不产粮,白吃佃户的租子;大地主说工坊主赚了银子就忘了本,延绥是靠田赋起的家,不是靠织机起的家。
吵到第四回,出了事。甘泉坊那几家织坊主,雇了人去河滩地圈地。老刘家带着佃户来挡,两边推搡起来,有人动了手。织坊主这边有个管事被打断了胳膊,老刘家那边有个佃户的头被打破了。事情闹到集议厅,两边的参议在议事堂里拍了桌子。可这只是开头。没过几天,甘泉坊一家织坊的粮仓半夜起了火,烧了三百多石粮食。织坊主说是大地主那边派人放的火,大地主说是织坊主自己烧的,为的是栽赃。又过了几天,宁夏贺家一个管事的儿子在街上被人打断了腿,贺家说是工坊主雇的人,工坊主说你们贺家自己得罪的人还少吗。再往后,延安城外的官道上,接连出了两桩命案,死的都是两边的人。工坊主这边死了一个护院,大地主那边死了一个收租的管事,都是夜里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。延安城人心惶惶,市面上都在传——工坊主和大地主各自雇了杀手,你杀我一个,我杀你一个,谁也不肯收手。
集议厅查了半个月,查到工坊主这边,有一家姓孙的织坊主,暗地里出银子雇了人,把贺家那个管事的儿子打断了腿。又查到大地主那边,宁夏贺家本族的一个子弟,指使人烧了甘泉坊的粮仓,又买通了人,把工坊主那个护院给杀了。两边的手上都沾了血,谁也不干净。集议厅里吵得更凶了。工坊主的参议说贺家先动的手,该严办;大地主的参议说孙家先雇的人,该严办。两边在议事堂里几乎要动手,拍桌子摔茶盏,苟德文劝了三天,嗓子都哑了,也没劝住。
沈知微那阵子一直在签押房里看两边的卷宗。她让稽核司把延绥、宁夏两镇的田亩、工坊、商税、田赋的账全调来,核了七天。核完之后,她把两边的代表都叫到集议厅,说了一番话。她说:“延绥这些年靠什么起的家?靠商路,靠织坊,靠田里的粮,靠工坊里的布。大地主手里有地,工坊主手里有织机,两样都是延绥的根。可今天你们两边为着几亩河滩地,又是放火又是杀人,是嫌延绥的日子太好过了?”
两边都不说话。沈知微又说:“我让人查过了。孙家雇人打断了贺家管事儿子的腿,贺家买凶杀了甘泉坊的护院。两边手上都有血,谁也别说谁干净。”她让枢密司调了延安城内驻防的两千火铳营,把工坊主和大地主的代表一共三十来人,全请到了集议厅的议事堂里。门窗都开着,外头火铳兵的线列阵排得整整齐齐。然后她让火铳营分两路,一路去甘泉坊拿孙家,一路去宁夏拿贺家那个子弟。两边的人都押到延安,关进了集议厅后头的空院里。
人拿齐了,沈知微坐在主位上,看着两边剩下的代表,说了一句:“今天议不出章程,谁也别出去。”从午后议到天黑,从天黑议到后半夜。最后定下来的章程是:孙家织坊主雇凶伤人,罚银五千两,主犯流放青海都督府充作苦役;贺家子弟买凶杀人,罚银八千两,主犯绞监候,秋后处决;两边涉事护院、庄丁,凡参与斗殴、纵火、杀人者,按延绥刑律从严处置。又定了一条规矩:凡工坊扩产需地,由集议厅核定,按市价买断,大地主不得拒绝,佃户由集议厅安置。凡大地主愿将田亩入市交易者,田赋优免三年。凡私雇杀手、纵火行凶者,无论工坊主还是大地主,一律按律严办,绝不宽贷。这条规矩写进了常设条例,往后十几年没再变过。
两边的人坐在议事堂里,听着外头火铳兵换岗的脚步声,终究还是签了。签完字出来,天已经亮了。甘泉的织坊主和宁夏的老地主,一前一后走出集议厅,谁也没理谁。可河滩地的事,到底是了了。孙家的织坊归了集议厅代管,后来被甘泉另外几家织坊合了股买去;贺家那个子弟在秋后被处了绞刑,贺家从此在集议厅里少了两个参议席位。延绥、宁夏两镇的地,到底还是定了下来。
乌斯藏那边,昭宁九年(崇祯二十年,1647年)设了议事厅之后,昭宁十年(崇祯二十一年,1648年),第一批从乌斯藏来的僧人子弟到了延安,进了义塾学算账、学律令。昭宁十一年(崇祯二十二年,1649年),乌斯藏的互市点从青海扩到了拉萨,延绥的商队第一次走到乌斯藏腹地,带回了氆氇、藏香、药材,还有几部藏文经卷。沈知微把那几部经卷收在圣城的藏经阁里,跟长生天的祷词放在一处。寺里的僧人来延安的时候,会去圣城大殿外听萨满念诵,草原上的萨满去乌斯藏的时候,也会在寺里添几盏酥油灯。两边的人,谁也没有说清这算是什么,可谁也没有觉得不妥。
昭宁三年(崇祯十四年,1641年)秋,巴图从喀什噶尔带回一个波斯商人,叫米尔扎。米尔扎说,萨法维王朝的呼罗珊总督在商路上设了十几道卡子,延绥的货走到半路就被抽税抽光了。沈知微听完,在集议厅说了一句话:“不打伊斯法罕。打呼罗珊。打完了,让萨法维的沙赫自己来谈。”
昭宁四年(崇祯十五年,1642年)春,马把总统两千八百火铳兵西出。呼罗珊总督哈桑有兵三万,在赫尔曼德河谷设了防线。马把总不急着渡河,先派斥候沿河上下走了三天,摸清布防,然后分三路:两队正面佯攻,一队从上游十里处搭浮桥绕后,两百骑兵藏在南岸红柳丛里。第四天拂晓开打。延绥的鲁密铳比呼罗珊火枪远三成,延绥兵站在河里排成三列轮放,呼罗珊的土墙被一颗颗铅弹打得碎屑乱飞。打到午后,上游那队过了河,从侧后包抄,红柳丛里的骑兵直插中军。五千呼罗珊兵三面被围,火枪兵来不及装药就被刺刀逼到河边。副将阿卜杜拉被活捉,马把总给他治伤,让他在营里住了三天,第四天他自己开口了,把哈桑的主力位置、粮道、城防全说了。
昭宁四年秋,阿尔甘达卜河谷。哈桑两万四千人,阵线拉了五里宽。马把总把两千八百人分四队,每队七百,四个方向同时压过去。呼罗珊火枪兵第一轮齐射,延绥兵趴下装药;等呼罗珊兵装药时,延绥四队同时起来齐射,然后上刺刀冲。一万火枪兵被七百一队的延绥兵冲了四个口子,阵线裂了。哈桑的骑兵冲空心方阵,被刺刀和铳弹挡在外头,冲了三次折了上千匹马。哈桑退进坎大哈,马把总围了七天,城里粮尽,哈桑签了约:撤关卡,开商路,坎大哈以东三处互市点归延绥都督府管。
昭宁五年(崇祯十六年,1643年)春,萨法维首相塔基反悔,派礼萨·库里汗带一万五千人东来。马把总从喀什噶尔和哈密又调一千火铳兵,凑三千八百,主动往西迎。两军在图尔巴特·贾姆碰上,打了一整天。礼萨的骑兵冲得比哈桑狠,火枪兵装药比哈桑快,延绥也折了四百多。打到傍晚,马把总把最后两百预备队投进去,直插礼萨中军。礼萨被围在一条小河边,马陷了,拔刀要自刎,被副将按住喊了降。
礼萨被押到延安。沈知微见了他,问:“萨法维的沙赫,到底想不想谈?”礼萨沉默很久,说:“谈。可你们得放我回去。”沈知微放了。礼萨回伊斯法罕,朝堂吵了三个月,十四岁的阿巴斯二世自己开了口,说谈。
昭宁六年(崇祯十七年,1644年)春,萨法维使团到延安,签了“延安和约”:萨法维开放呼罗珊、伊斯法罕、设拉子三处互市点,延绥商人可自由居住经商;延绥在伊斯法罕设商馆,驻护卫五十人;延绥教习可在呼罗珊开蒙学。延绥不向萨法维境内驻军,不干涉内政。西线定了。
可延绥这边,西线刚定,东线就动了。
昭宁五年(崇祯十六年,1643年)秋,清廷传来消息:皇太极御驾亲征,意在渡江,却在攻城时中炮身亡。多尔衮接掌全军,半月破城,崇祯帝被俘,那个南巡后又撑了十余年的朝廷,就此覆灭。
集议厅当夜议事。江鸿轩说:“清军主力尽在江南,山西陕西此刻最空虚。”宁延两镇的军队,东出。
昭宁五年冬,八千火铳兵分两路东出。太原城下,野战炮轰了一天,城墙塌了一段,守将开城投降。太原拿下,一路南下取潼关,一路北上取大同。潼关守军据险而守,延绥兵从侧后山间小道绕过去断了粮道,守军撑了七天,粮尽而降。大同守将听说太原已失、潼关被围,自己开了城门。
昭宁六年(崇祯十七年,1644年)春,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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